苏东坡传

李端叔曾以苏东坡为笔名写过《苏东坡传》，此信中不仅描绘了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，还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：一个人蒙受了诬陷，即便在死后也难免失去与世交好的机会。然而，这个失之 Mental的信，却让苏东坡对人性和精神境界有了更深的思考。

一、个人经历

苏东坡生活的环境极为贫寒。他多次因应酬出落马，亲友或信使前来要求赔偿，甚至被指控诽谤。面对这一切，苏东坡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生活状态：白天睡觉，夜晚独处一室，常常会发现淡土酒一杯，却不会因为喝得太多而醉倒。

然而，他并不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受了打击。他说：“吾侪虽老且穷，而道理贯心肝，忠义填骨髓，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。”正是这种内心中的坚定信念，让他能够坚持追求个人的自由、独立和道德。

二、文学成就

苏东坡在黄州的诗文 realm 中，确实享有极高的声誉。他的诗作风格优美，意境深远，常常为后人所传颂。尤其是他的黄州诗文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呼应，展现了诗人内心的挣扎与超越。

然而，这段诗文却并非仅仅是一种个人成就的故事。相反，苏东坡对文学的追求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件来实现的。比如，在《甲申杂记》中写道：“李定之以孟子为证，而苏东坡以文天祥为证。”这种巧妙地将个人经历与历史人物相联系的方式，展现了诗人对社会和时代的深刻洞察。

三、社会地位

在黄州的社会生活中，苏东坡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地位。他深知自己的位置：一个普通的黄州人，拥有平凡的生活，却凭借自己的诗歌才华，在文学界独树一帜。

然而，这种独立地位也带来了矛盾。一方面，苏东坡的诗歌功绩被后世所认可；另一方面，他内心深处对社会和文化的认同感则难以维系。他在黄州生活的孤独与寂寞，让他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，也失去了与世交好机会的可能性。

四、精神困境

苏东坡对社会和文化的看法并不偏颇。他认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。然而，这种尊严并非来自于外在的名利关系，而在于内心的道德与精神境界。

然而，这种精神追求也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：一方面，他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；另一方面，他对内心世界的认同感却难以维系。正是这种精神困境，让苏东坡最终走向了孤独和精神绝境。

五、总结

苏东坡的个人经历、文学成就和社会地位，都体现了一个人的深刻思考与精神追求。然而，他内心的矛盾与困境，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中：希望得到外界的认可，却又渴望保持内心的独立与精神自由。

然而，正是这种精神困境，让苏东坡最终走向了孤独与精神绝境。而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，正是通过苏东坡的故事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：一个人蒙受了诬陷，即便在死后也难免失去与世交好的机会。

总的来说，苏东坡的人品修养和精神追求，是《苏东坡传》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。它不仅是对文学的赞美，更是对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。而苏东坡的精神困境，则告诉我们：真正的成功，不在于外在的认可或荣誉，而在于内心的自由与精神的超越。

结语

苏东坡的孤独与精神绝境，是个人悲剧的一面。然而，正是这种悲剧，让他最终走向了社会的主流：既追求自己的个性和价值，又保持着对社会和文化的独立思考。而这，正是《苏东坡传》所描绘的一个人物形象的核心：一个拥有深刻思想、追求自由的人。

正如李端叔在信中所言：“此信看后烧毁。”而苏东坡却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精神境界，而是继续追求内心的自由与精神的高度。

论文改写：论，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、直言陈谏曲直，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，洋洋自得地炫耀，其实我又何尝懂呢？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，我是在炫耀无知。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。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，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。（参见李端叔书）

苏东坡的这种自省，不是一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，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，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。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，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、荣誉和名声。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佛教帮了他大忙，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。艰苦的物质生活，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，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。

这一切，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，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，他，真正地成熟了－－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，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，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，成熟于穷乡僻壤，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。幸好，他还不年老，他在黄州期间，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，对一个男人来说，正是最重要的年月，今后还大有可为。

中国历史上，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，换言之，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，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，脚步却已踉跄蹒跚；与他们相比，苏东坡真是好命。

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，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申诉求告的大气，一种不会理会哄闹的微笑，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，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，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。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，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，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，结果－－

从《苏东坡突围》中走出来，悲愤与悲哀，苍凉与无奈，一种令人莫可名状的痛楚袭在心头。确实，挺悲哀的，对于那个时代的有些文人。

而今，时尚已过，却提笔又一次走向余秋雨，不敢说这是赶时髦，只是想在轰轰烈烈的“时髦”之后，捡起一点余光，算作是时尚后久远的回声吧！

余秋雨，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文人中叫得最响的名字。一部浩荡的《文化苦旅》凝聚了中国文化史千百年来的血泪历程：从《道士塔》到《莫高窟》，从《三峡》到《都江堰》，从《江南小镇》到《白发苏州》，无不深沉而细腻地透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慨叹与热爱。《废墟》的蓬勃大气，《阳关雪》的凝重执著，《牌坊》的感人与深刻……一切的一切都把艰辛的漂泊历程从户外刻入读者的心灵。

作为学者，余秋雨不失风度。他的苦旅文化，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：驻足《道士塔》前，他会狠狠地说一句“我好恨”，然后再大哭一场；走进《莫高窟》，他是“飞天的后人”；行在《沙漠隐泉》，他看到“茫茫沙漠，滔滔流水于世无奇”。于是，他在深得天地之韵律、造化之机巧以及神醉情驰中，抒发了“给浮嚣以宁静，给躁急以清冽，给高蹈以平实，给粗犷以明丽”的灵动的人生。

“还历史以真实，还生命以过程”，余秋雨以最大的明智行在慢慢的旅程中，用深触的笔法挥洒着民族的残梦。于是，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浩荡的《文化苦旅》热潮。

余秋雨出名了，中国文坛从此又射出了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然而，“风景”太奇异了，太惹眼了。昏黄朦胧的氛围怎能容忍一道独特的宇宙之光？于是，围攻，还是围攻——小文杂刊里随后甚至发出了“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，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”之类的狂言；南北报刊上也登出了一些所谓的学者的妄论，如“他的文化散文都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……”；更有万般无奈的“先生”，在望文生义中捧着盗版的文字，在里面搜索着“硬伤”，然后毫无根据抑或小题大做地抽上一棒。

就这样，在坎坎坷坷中，文坛沉闷的空气蒸腾了，批评家们也多了起来，南北杂刊也百年不遇地热销，而余秋雨则被围在其中，“红”一块，“青”一块，有时候是热得喘不过气来，有时候是冷得像淋过一场秋雨。

其实，散文就是散文，不管是对文化还是历史，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好就是好。为什么有些所谓的学者硬是把它套进“学术理论”的圈子里“乱吵”一阵呢？是想证明自己的学术高深，还是源于心理上的不平衡？难道是因为自己深浸在学术研究中几十年，虽然也涂出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可没人家的响，没人家的亮，于是便气愤、痛恨，再气愤，再痛恨，直至怒发冲冠，咬牙切齿，最后只能采取行动表示这种气愤或痛恨吗？

同苏东坡一样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都足踏华夏地，口饮长江水，都是黄皮肤、黑头发的炎黄子孙——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久远，在空间上被万水千山阻隔，可我们为什么总在覆蹈历史的悲剧？那些批评家们，那些专爱挑骨头、钻缝隙的人，还有那些心理不平衡的攻击者，总会让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。且不说人格，只看心态就能说明一切。有诗人说：“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。”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，留给中国人的应该是目视四周、耳闻八方的浩瀚，而不是为了区区小利，长时间地耿耿于怀。

余秋雨以他的文化散文出名——他的文化散文有真切的历史情怀，有蓬勃大气的笔调，有洋洋洒洒的抒情，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散文的骄傲。能够折射民族之光的人，我们说他是时代的英雄。同为中国人，我们永远唱着同一首歌。拥有伟人、才人，这是一个民族的荣耀。至于我们，无论是凡人还是庸人，虽然不能为民族争光，但有义务守护已经出现的亮丽风景，而不是竭力地去压制，甚至是想去否定它。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需要亿万中国人去呵护。只有这样，中华民族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立于不败之地，中华民族的文化才会在世界任何地方闪光。

是的，人总是要走向成熟的。用余秋雨的话说：“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是一种圆润而腻耳的音响，是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是一种终于停止向四周申诉求告的大气，是一种不会理会哄闹的微笑，是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……”

文人的成熟，是民族文化的成熟。历史也许曾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“荒凉的梦”，但这个梦醒来便不再是一片荒凉，而是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奋发向上，似清空一道彩虹冲云贯斗，闪射出惊心动魄的光芒。

他是余秋雨，他是学者，但他没有“学者的架子”，面对众多的“突如其来”和“莫名其妙”，他没有退缩，仍然继续着他的“文化苦旅”，走进《秋雨散文》，走出《山居笔记》，已是《霜冷长河》。